花兒與少年：人口增長的道德意義

招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丁安華

一、大歷史：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

大多數宏觀經濟變數都很難預測。例如産出增長、通貨膨脹和失業率的預測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更不用説宏觀政策的變幻莫測了。不過，人口總量增長和結構變化作為經濟發展的關鍵變數，從中長期的觀察很大程度上是清晰可辨的，大趨勢確定而難以逆轉，背後的邏輯是生老病死的自然鐵律。認識到這點，就不難把握人口政策調整的時機，所謂“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是也。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一直是經濟分析中反覆出現的主題。早在1798年，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就提出其著名的觀點，即人口增長將持續降低人類的生活水準。該理論的邏輯很簡單：假設有固定數量的土地，人口增長最終會減少每個人可以佔用的土地資源，人口的幾何增長與土地産出的算術增長之間存在巨大的矛盾，最終導致疾病、饑餓和戰爭。避免這種不幸結果的方法是“道德約束”（moral restraint），即避免生太多的孩子。

從大歷史的角度，馬爾薩斯錯得離譜。我們這個星球上真正意義上的人口增長，迄今為止只有兩百多年。歷史學家估算，西元前10000年世界總人口僅為數百萬，到了西元1800年仍然不到1億，這意味著在接近1.2萬年的漫長歲月世界總人口的年化增速不到1‰（圖1）。工業革命之後，世界人口開始快速增長，在上世紀50-70年代達到20‰的峰值，目前維持在約10‰的水準。世界人口從馬爾薩斯發表《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的1798年的10億增長至今天的74億。而從人類生活水準的改善而言，這兩百年的進步可以説是翻天覆地、面貌全新。

圖1：工業革命之前世界人口增長極為緩慢
   

   

圖2：本世紀世界人口增速預計將持續回落





過去兩百年的人口高增長很可能只是一個異常現象。雖然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正反兩方相執不下，但經濟發展對人口增長的制約卻是普遍共識。聯合國預計，隨著主要發達經濟體生育率的下降，世界人口增速將會趨勢性回落，本世紀末將降至約1‰。據此，世界人口高增長（增速超過10‰）的時間合計不足一百年，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瞬間（圖2）。

人口增長的道德議題源自18世紀的馬爾薩斯。220年後的今天，站在我國人口變遷的轉捩點，我們需要重回這一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産生深遠影響的命題。人口總量和結構的變遷關乎家庭，關乎天下，關乎“家國情懷”。無論是從個人責任、家庭紐帶還是經濟發展的角度，人口問題都將深刻影響我們這個社會的道德品性（moral character）。

二、中國人口：今夕何夕

今年一月，國家統計局發佈2018年人口數據，顯示當前我國人口發展處於重大轉折期：2018年我國出生人口1,527萬，較上年減少201萬，創下1962年以來新低（圖3）；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佔比連續7年出現雙降，7年間減少了2,771萬人（圖4）。

圖3：2018年我國出生人口創下1962年以來新低  


   

圖4：我國適齡勞動人口已連續7年收縮  






我國目前人口總量和結構的“轉折”，很大程度上根源於上世紀60-70年代基於“新馬爾薩斯”觀點形成的人口政策。建國之初我國進入相對和平時期，加之當時政府採取了休生養息、鼓勵生育的政策立場（1949-1953年），人口增速（自然增長率（注1））居於高位，最高接近25‰（1954年）。1959-1961年，受三年自然災害影響，我國人口增速一度大幅回落，但之後出現快速恢復性增長，並於1963年達到33‰的峰值。此後受到我國“晚稀少”（注2）、計劃生育（1978-2013）等人口政策影響，人口增速開始趨勢性下行，2018年已回落至3.81‰，目前我國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已經低於美國（圖5）。

根據聯合國人口司發佈的《2017年世界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7）(注3)，基準情形下（medium-variant projection），我國人口增速將於2030年左右步入負區間，2050年後將維持在約（-6‰, -4‰）的水準。細心的人就會發現，這正是我國“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兩個重要時點，不能不讓人警醒。




  (1)人口的自然增長率（crude birth rate）即粗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與粗死亡率（crude death rate）之差，相當於不包括移民的人口變動率。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即一年內平均每千人中的出生/死亡人數；粗出生率即年中時估計的一年內平均每千人中的出生人數。
  (2)1973年12月，中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彙報會上提出要提倡實行“晚、稀、少”人口政策。“晚”是指男25周歲、女23周歲才結婚；“稀”指拉長生育間隔，兩胎要間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兩個孩子。
  (3)聯合國人口司在全球政府間就人口和發展對話中扮演積極角色，自1951年起發佈《世界人口展望》系列報告，提供全球各國人口趨勢分析與預測。最新的2017年版是該系列報告的第25期。

圖5：基準情形下我國人口增速將步入負區間






三、BIDE：人口分析的基本框架

一國人口的增長來源於自然增長以及移民。具體而言，人口增長取決於出生/生育（Birth/Fertility）、死亡（Death/Mortality），以及遷入人口（Immigration）與遷出人口（Emigration）之差（即凈移民，Net Immigration）。人口增長的驅動因素被形象地概括為“BIDE”（圖6）：英文bide有“停留”之意，在世間的停留的人們，便構成了當前的人口總量。BIDE也是聯合國人口司分析和預測全球人口趨勢的基本框架。分析我國人口增長的前景，不妨從這四個維度出發。

圖6：影響人口增長的四個因素






四、移民：小幅凈流出

與美國、加拿大、德國等國大量引入移民的人口政策不同，近代以來中國對人口遷入採取極為保守的政策，移民遷入極為有限。2000年之後，我國人口移民海外的數量顯著增加，使得凈移民總體上對我國人口增長有小幅負貢獻。據聯合國估算，2010-2015年間，中國每年凈流出約34萬人，佔總人口比重僅為0.024%，對人口增長的貢獻約-0.9%；而美國在此期間每年凈流入人口90萬，佔總人口比重0.28%，對人口增長的貢獻為7.97%。

我國現有移民政策預計難有大幅改變，未來移民仍將呈現小幅凈流出的態勢。聯合國預計我國的凈流出人口將緩慢減少，對我國人口增長的貢獻仍將為負，但幅度逐漸縮減。此種判斷雖然值得商榷，但總體來説，凈移民相對於我國的人口總量而言可謂滄海一粟，幾乎可以忽略（圖7）。

圖7：凈移民對中國人口增長有小幅負貢獻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跨越國境的移民數量佔比極少，但在國境之內，過去三十年伴隨著城鎮化的進程，中國的城鎮和鄉村之間、城市與城市之間發生了大規模的人口遷徙。1949至2018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從10.6%升至59.6%（圖8）。

此外，受戶籍制度的限制，尚有相當部分的流動人口未被統計在城鎮人口數之內。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1982年，在本地居住半年以上但沒有本地戶籍的人口（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鄉村）僅為617萬，在總人口中佔比僅為0.66%；2015年，我國流動人口已達2.52億，佔總人口比重18.5%。2015年之後我國的流動人口規模和佔比開始下降，2018年最新的數字分別為2.41億、17.3%（圖9）。

圖8：城鎮化：大規模的境內的人口流動  



   
圖9：我國存在大規模的流動人口  




人口/勞動力在境內的大規模遷徙和流動深刻地改變了我國各地方的人口面貌和結構，造成了各區域間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差異。

五、出生：人口政策擾動下的低生育

和平時期，出生/生育是決定人口增長前景最為關鍵的因素。度量出生/生育總體狀況的指標有多種，最簡單的便是粗出生率，即出生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國家統計局近期公佈2018年我國出生人口1,523萬人，粗出生率為10.94‰，粗出生率創下建國以來新低。值得注意的是，粗出生率忽略了人口結構的差異，簡單的縱向（歷史）或橫向（國別）比較並不能説明任何問題：老人和小孩極少生育，意味著粗出生率的分子和分母之間的邏輯聯繫並不強。

相比粗出生率，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即平均來看一位婦女在其一生中生育孩子的數量（注4），是更有意義的人口統計指標。這一指標不受人口結構差異的影響，被廣泛用以進行歷史和國別比較。其中，2.1的總和生育率水準被稱為更替生育率（replacement rate）：婦女生育的數量恰好能替代他們本身及其伴侶（有一小部分兒童夭折），在此水準上總人口數將保持穩定。根據聯合國人口司的定義，總和生育率大體上可以分成高、中、低三個階段：總和生育率大於5屬於高生育階段；總和生育率在2.1至5之間屬於中生育/生育轉型階段（fertility transition phase）；總和生育率小于2.1時屬於低生育階段。

世界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經由1950-1955年的5左右大幅滑落至2010-2015年的2.5左右，趨近低生育率水準。其中，日本和美國先後於上世紀60、70年代步入低生育階段。而我國也已于上世紀90年代步入低生育階段（圖10），總和生育率大幅低於更替生育率已成事實，這意味著我國的人口規模即將步入收縮階段。基準情形下，我國人口總量將於2030年達到約14.4億的峰值。2018年我國總人口為13.95億，距峰值僅余不到5,000萬（圖11）。值得注意的是，這5,000萬的人口總量增長很大程度上受到預期壽命延長、死亡率下降的影響，並不完全是新生兒的增加。



（4）總和生育率假設每位婦女生存至育齡（14-59歲）結束後，且在育齡期間的分年齡生育率（age-specific fertility rates）與其同年齡組/同期群（cohort）一致。

圖10：我國已于上世紀90年代步入低生育階段  





圖11：中國人口將於2030年左右見頂


    
  
研究發現，總和生育率與每人平均實際GDP呈負相關關係，即經濟發達的國家或地區總和生育率相對較低。但中國某種程度上是個“例外”，即在大致相當的每人平均GDP水準上，中國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更低，表現在回歸曲線之下（圖12）。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6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僅為1.624，在全球231個國家/地區中排名第191，且僅有7個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和每人平均實際GDP同時低於中國（注5）（圖13）。

圖12：我國已于上世紀90年代步入低生育階段  



   
圖13：僅有7國生育率和每人平均GDP同時低於中國  






因此，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可謂 “未富先低”。一個明顯而可靠的解釋就是中國的生育率受到特定人口政策的擾動。1978年，“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 被寫入憲法。1979年起，除部分少數民族和邊疆地區農村實行更寬鬆的政策外，一胎化政策（one-child policy）在全國城鄉陸續推行，直至2013年。一胎化政策施行的30餘年間，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與婦女總和生育率均趨勢性大幅下行。

除特有的人口政策影響之外，我國目前的低生育率困局亦折射出全球低生育時代下的一些共性。全球頂級醫學期刊《柳葉刀》2018年11月發佈的一份研究（注6）表明，從全球195個國家/地區1950-2017年的面板數據分析，女性受教育水準的提升、嬰兒死亡率的下降，以及更容易獲得的避孕工具與全球總和生育率的下降高度相關（相關係數分別為-0.886, -0.800, -0.799）。一般而言，女性受教育水準的提升意味著其生育子女的機會成本上升，從而降低其生育意願；嬰兒死亡率的下降意味著女性不需要額外多生育以“補償”這一風險。

上述三因素也可部分解釋我國總和生育率的變化：（1）上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1999年高校擴招後，我國高等教育毛錄取率（gross tertiary enrollment rate，含大專）大幅提升，從1990年的3%躍升至2017年的51%，其中女性的高等教育毛錄取率達到56%，高於男性10個百分點（圖14）；（2）我國0-1歲嬰兒死亡率從建國之初的140‰降至2017年的8‰（詳見後文）；（3）避孕技術和避孕工具可得性的提升自然不言自明。



 （注5）這7個國家是泰國、塞爾維亞、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前南斯拉伕馬其頓共和國、亞美尼亞、烏克蘭、摩爾多瓦。
 （注6）GBD 2017 Population and Fertility Collaborators (2018), Population and fertility by age and sex for 195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1950–2017: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7, The Lancet.


圖14：21世紀以來我國高等教育錄取比例快速上升 





六、死亡：快速下降的死亡率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醫療、衛生、教育、科技水準的提升，我國的粗死亡率大幅下降，從1949年的20‰降至2018年的7.1‰。數據顯示，我國粗死亡率的下降主要發生在上世紀60至70年代。1949-1957年，粗死亡率曾從20‰快速降至10.8‰, 但受三年自然災害衝擊，粗死亡率又短暫大幅反彈，並於1960年達到25.4‰的峰值。1961年後，粗死亡率再次快速下行，在1970年和1977年分別跌破8‰、7‰, 並於1979年達到6.21‰的歷史最低水準。上世紀80年代之後，我國老年人在我國人口中的比重上升，使得粗死亡率緩慢上升，並於2008年突破7‰，此後直至2018年一直維持在7.1‰附近（圖15）。

圖15：我國粗出生率、粗死亡率與人口自然增長率 





進一步討論死亡率，應當剔除人口年齡結構的影響。日本和美國的粗死亡率要高於中國（圖16），但這更多受到三國人口年齡結構差異的影響（老年人死亡率相較年輕人更高），並不意味著中國擁有最高的醫療保健水準。因此，分年齡段的死亡率（age-specific mortality rate）相較粗死亡率更能反映一國經濟發展和醫療保健水準的總體狀況（圖17）。

圖16：中國粗死亡率低於日本美國





圖17：嬰兒死亡率與每人平均實際GDP負相關   




建國之初，我國不足一歲的嬰兒死亡率一度超過140‰，其後快速下降，2017年已降至8‰，大幅低於29.4‰的世界均值，趨近美國5.7‰的水準（圖18）。據聯合國預測，嬰兒死亡率還有進一步下降的空間（圖19）。未來各年齡段死亡率仍將緩步下行，但從普遍規律上看，除非醫療技術有革命性的突破，其他年齡階段的死亡率相較嬰兒死亡率的下降空間要小一些。

圖18：中國嬰兒死亡率大幅下降  




   
圖19：2100年我國嬰兒死亡率將降至約2.3‰  




各年齡段死亡率同時下降的綜合結果便是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 at birth）的延長。2016年，我國預期壽命為76.3歲（其中男性74.8歲，女性77.8歲），較1960年增加了33歲，高於世界平均水準（72歲）並已趨近美國水準（預期壽命78.7歲）。日本預期壽命84.0歲（其中男性81.0歲，女性87.1歲）排名世界第2，僅次於中國香港（預期壽命達84.2歲，其中男性81.3歲，女性87.3歲）（圖20）。

圖20：我國預期壽命已趨近美國


  
   
圖21：預期壽命與經濟發展水準正相關  





總體上看，一國預期壽命與經濟發展水準之間仍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係（圖21）。對中低收入（每人平均實際GDP在6,000美元以下）、中低預期壽命在（75歲以下）的國家而言，擬合曲線的斜率明顯更為陡峭，説明相對小幅的每人平均實際GDP增長可能帶來較大幅度的預期壽命增長。

聯合國預計，2100年，我國預期壽命將上升至87.4歲（其中男性86.7歲，女性88.2歲）；美國預期壽命將上升至89.6歲（其中男性88.4歲，女性90.9歲）；日本預期壽命將上升至93.9歲（其中男性90.6歲，女性97.1歲）（圖22）。

圖22：2100年我國預期壽命將超過85歲 




七、加速老齡化時代降臨

建國初期的高生育在此後數十年間為我國貢獻了大量的適齡勞動人口，上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15-64歲人口占比大幅上升，從1970年的55.9%上升至2010年的73.8%；而上世紀70年代以來我國嚴格施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事實上極大地減輕了我國婦女的家庭負擔，大幅提升了我國婦女的勞動參與率，使得我國經濟增長享受了雙重的“人口紅利”。

但是，當下我國的人口發展面臨重大轉折，“人口紅利”難以為繼（圖23），甚至在可預見的將來出現“人口陷阱”（圖24）。隨著建國初“嬰兒潮”期間新生人口的逐漸老去，我國人口的年齡結構出現了重大的轉折性變化：2010年，我國15-64歲人口占比開始掉頭向下。

圖23：我國人口紅利的轉折拐點已現  




   
圖24：低生育：我國0-14歲人口占比大幅下滑




低生育疊加下降的死亡率與延長的預期壽命，使得我國人口的年齡結構迅速老化。老年人口的數量和比例均大幅上升。1960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2,470萬，佔總人口比重3.7%；2016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已達1.4億，佔比10.1%，已大幅超過聯合國定義的7%的 “老齡化社會” 標準（圖25）。1960-2016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的複合年化增速為3.14%，15-64歲人口為1.74%，而0-14歲人口的複合年化增速則為-0.14%：2016年，我國0-14歲人口2.44億，較六十年前（1960年）的2.64億縮減近2,000萬！

圖25：我國已于2001年步入老齡化社會


  
   
圖26：我國人口老齡化比例即將快速攀升  




從目前來看我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相比美國和日本尚有距離，但真正值得擔心的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圖26）。建國後“嬰兒潮”出生的人口將於2014年後逐漸成為65歲以上的老人，而受一胎化政策的影響，我國年輕人口的數量和佔比同時又在收縮，分子和分母疊加作用將使得我國的老齡化比例急劇攀升（圖27）。據測算，我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於2035年左右超過20%，越過“超級老齡化社會”的分界線，隨後將繼續上升，于2040年左右超過美國、2060年超過30%。

圖27：我國人口金字塔即將“頭重腳輕”




八、撫養比：人口結構變化的經濟含義

經濟分析中，我們尤其關注“撫養比”（注7），即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之比。這一指標表明，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撫養多少非勞動年齡人口。撫養比對一國的經濟結構中的儲蓄、投資和消費都有深遠的影響。上世紀70年代後，隨著建國後“嬰兒潮”的新生兒逐步成為勞動人口，我國撫養比曾趨勢性下行（2010年為35.6，圖28）；但自2010年以來，受老年撫養比快速上升的推動（圖29），我國撫養比已開始反彈（2017年為38.5）。



（注7）撫養比（age dependency ratio）是被撫養人口（15 歲以下或 65歲以上）與勞動年齡人口（15-65 歲）之比。少兒撫養比（young dependency ratio）是被撫養少兒人口（15 歲以下）與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之比。老年撫養比（old dependency ratio）是被撫養老年人口（65歲以上）與工作年齡人口（15-65歲）之比。

圖28：2010年起我國撫養比開始上升                          





圖29：2010年後我國老年撫養比開始快速上升    




從世界範圍看，低生育下我國少兒撫養比處在低水準（圖30）；而老齡化導致老年撫養比位於趨勢線上方（圖31），高於目前經濟發展階段的應有水準，而且還將快速上行。這一低一高凸顯出我國人口撫養比的短期矛盾（老年撫養比上升）和長期困境（勞動人口下降）。

圖30：我國少兒撫養比仍處在較低水準  



   
圖31：我國老年撫養比已位於趨勢線上方 





就經濟發展的角度而言，我國的人口規模和結構已從“資産”反轉為“負債”，即將為收縮的勞動力市場和老齡化的人口結構付出代價。

九、花兒與少年：爭取一個更好的未來

毫無疑問，人口問題即將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最為突出的矛盾。低生育和老齡化將嚴重扭曲人口結構，使得勞動力供給面臨短缺，制約經濟的潛在增長。更重要的是，人口問題的根本在於家庭，健全的家庭具有深刻的道德含義。

2016年起我國全面實施兩孩政策，允許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此後我國的出生人口僅于2016年有所反彈，隨後兩年又連續下降。這表明我國目前的低生育現象並非源自政策約束，而主要緣于婦女生育意願的不足。人口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可能陷入了低生育陷阱（low fertility trap）。一方面，典型的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新建家庭，需要贍養四個以上的老人，加上預期壽命的延長，上升的經濟壓力將無疑擠壓婦女的生育意願。另一方面，降低的生育意願同時強化了新生兒性別選擇傾向，導致我國新生兒性別比例出現失衡。

聯合國人口司模型預測，基準情形下我國人口總量將於2030年左右進入收縮階段，2100年將減少至約10億。如此的基準情形顯然是極不理想的，更弗論人口低增長的悲慘前景。
我們能否爭取一個更好的未來？關鍵在於走出“低生育陷阱”。模型揭示，如果我國的總和生育率相較基準情形提高0.5，我國人口總量還不至於明顯收縮，仍有望維持在一個穩定的水準（圖32），我們必須爭取這種有利的結果。

圖32：爭取更好的未來：提高總和生育率


 

一百多年前，梁啟超在其《少年中國説》寫到“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他縱情讚美少年“如朝陽”“如乳虎”“如春前之草”“如長江之初發源”。中國之國運，在人口的意義上，在改革創新的意義上，都寄希望於一個年青而具有活力的“少年中國”，這將在根本上決定“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實現，決定我們這個民族的未來。